84年上了师大，去的时候乘矿里长途通勤车（周二/五才有）大哥送到了火车站

回首1984年的那个夏天，记忆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一丝初入异乡的惶恐。那一年，我正式步入了师范大学的殿堂。出发那天，我搭乘的是矿区特有的长途通勤班车，这种车并不频繁，每周仅在周二和周五运行。由于行程安排的缘故，一位热心的矿工大哥一直护送我直到火车站。在候车期间，我买了一些热腾串的炒栗子，以此缓解旅途前的紧张。那时的行李非常沉重，除了一个长80厘米、宽50厘米、高50厘米的巨大樟木箱需要托运外，我身上还挎着一个绿色的帆布书包，手里拎着一个行李袋，另外还有一个网兜，里面塞满了脸盆、热水瓶以及饭盒等生活必需品。那段漫长的旅程，是在火车的一天一夜颠簸中度过的，直到抵达目的地前的最后几个小时，我才终于能安稳地坐在座位上休息。

因为矿区班车运行周期的原因，我比预定的报到时间提前了两天抵达。面对陌生的城市，我随手买了一张城市导游图，试图在地图上寻找目的地。我当时入住的地方是二机部的招待所，从火车站步行过去大约有五公里的路程。在那段陌生的街道上，我只能靠不停地向路人打听方向。在招待所驻留的那两天里，生活极其简朴，每天的食宿开销大约仅需两元人民币。那段时光虽然物质匮乏，但心中却充满了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期待。

第三天上午，我告别了招待所，开始向大学校园进发。从招待所到师大校园并不算远，步行大约一公里多一点。当我终于站在新生报到点前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心中既激动又有些手忙脚乱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录取通知书及相关证明文件，开始办理报到手续。由于我的大件行李还寄存在火车站，我向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。没想到，校方安排得非常周到，立刻指派了两名热心的学长陪同我乘坐校车前往火车站取回行李。在办理完手续后，我暂时将剩下的行包寄存在了新生接待处。

那次取行李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。两位学长陪着我坐校车回到火车站，取回了那个沉重的木箱。那个箱子不仅体积庞大，而且分量极重，即便是在经验丰富的学长面前，搬运起来也颇费力气，重量保守估计在五十斤以上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木箱直接抬到了我的宿舍内。就在我以为一切安置妥当，正准备休息时，突然意识到还有两个行包遗留在报到处，心中顿时一阵慌乱。幸运的是，好心肠的学长们再次出现，帮我把那两个行包也一并送到了宿舍，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温暖，成为了我大学生活的第一个温暖注脚。

报到当天的中午，班主任便亲自来到宿舍看望我们这批新生。班主任不仅带来了关怀，还为大家发放了初步的伙食保障，包括每人两斤的饭票（由三两、三两、四两组合而成）以及面额不一、总计两元的菜票。班主任告诉我们，明天的下午，正式的伙食费就会发放给每位同学。随后，我第一次踏入了大学食堂。走进食堂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大为震撼——那长达三十多米的排队队伍，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壮观。我排队买了一份由四两米饭和一份回锅肉组成的午餐，那份回锅肉的分量非常足，甚至可以用“一大勺”来形容。虽然那份菜在当时最昂贵的菜品中也仅需三角钱，但那浓郁的肉香和满足感，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味道。

在那段岁月里，生活成本是极其透明且有限的。每个月的菜金标准是22元，每月的饭票供应量为35斤，此外还有每人每月2元的补助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班上许多来自农村、家庭条件极其困难的同学，都会主动放弃申请这笔补助金，将其留给更需要帮助的同窗。这种不计回报、互相扶持的精神，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缩影，更是我们那一代人心中永恒的精神财富。